票都去哪儿了？
“我准时点进去为什么还是抢不到”“今年已经失败四次了，我可能是抢票绝缘体吧”……2023年以来，伴随着演出市场秩序的稳步恢复，各大音乐节、演唱会、Livehouse、话剧等如雨后春笋，乐迷剧迷们“重获新生”的同时却被蒙上了新的阴影——“抢不到票”。票难抢成为观众、听众们共同的心声。
为什么今年的票这么难抢？票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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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票不拼手速拼什么？
“在2018年我刚开始看演唱会那会，不是很火的乐队演出开始前甚至都还能买到票，且非常便宜。这些年来，我引以为傲的就是抢票的手速，但我今年已经失败四次了。”一名摇滚音乐的资深爱好者小红（化名）告诉记者，今年的演出票尤其难抢，常常得去闲鱼上找“二手票”。
5月10日，五月天乐队2023“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深圳场正式官宣，13日正式开启三场预售。李甜（化名）是五月天的忠实粉丝，为了抢到门票，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司网络不好，我专门切换成自己的5G网络，还叫上爸妈、闺蜜一起抢，动用了好几台设备呢。”13日11点55分，五月天演唱会正式开票，不到1分钟，近30万张演出票全没了。“哎呀！为什么卡在订单界面进不去啊？”“票没了……”，没抢到票的李甜郁闷不已，与她一样郁闷的还有很多“五迷”（五月天的粉丝）。
5月9日，五月天北京演唱会开售，5秒之内，6场近30万张门票全部售罄。粉丝质疑主办方与“黄牛”勾结，当天，“五月天抢票”“谁抢到了五月天门票”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除了“散票”外，粉丝团购票也被粉丝质疑有“黄牛”混入。五月天北京演唱会前夕，粉丝团运营人员发现后台出现了大量0秒创建的异常订单，疑有“黄牛”混入了粉丝团抢票。5月6日晚，三大粉丝团先后宣布取消今年的团票，已经购票的也全部退款。
一票难求的不止五月天，周杰伦、梁静茹、刘若英、张杰等明星演唱会也处于开票即售罄的火爆状态。还有网友反映，连一些小众的话剧节和音乐节也开始抢不到票了。
票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正常购票渠道无法满足观众的购票需求？
据记者连日观察，大麦等官方购票网站售票“秒没”的同时，大量“转票”信息出现在摩天轮、闲鱼、转转、小红书等平台上。一部分转票理由为“临时去不了”“时间撞了”，另一部分则标明“出票，可直接改地址”“收到票后转寄”……在这些转售平台上，多数票都处于溢价出售状态，少则溢价上百，多则上千。
其中周杰伦海口、太原场次的演出票，目前在官方票务平台大麦上均处于售罄状态，但是在摩天轮平台尚有大量余票，票面500元的看台位溢价至1225元，票面1000元的内场票溢价至1989元，而在闲鱼平台的售价则溢价3000元-1万元不等。
“一般有多个场次的，高价转手的基本都是‘黄牛’”。小红告诉记者，根据自己买卖二手票的经验，“黄牛”一般通过代抢抢到票后在微信朋友圈，或小红书、闲鱼等平台加价售出，如果有人要买，就从大麦账号中通过转赠的方式交易。
据悉，“五月天”北京演唱会门票在“黄牛”圈子价格飙升过万，引发粉丝抵制。5月24日，五月天演唱会主办方称北京演唱会现场舞台完成搭建后经重新评估，尚有少量座位确认无遮挡可用于观演，并在25日中午11点再次开票。消息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是‘黄牛’票砸手里卖不出去了吗？”“肯定是‘黄牛’票没卖完……”
“黄牛”钻了谁的空子？
“五月天演唱会门票有一次转赠的机会，演出前48小时停止转赠。你要的话付款后我转赠给你账号。”一名“黄牛”告诉网友王青（化名），他们在大麦网抢到的票可以通过转赠渠道卖给其他人，收到转赠票后需选择观演人，检票时凭观演人的身份证和人脸核验入场。而有一些发放了实体票的座次，则可凭票直接入场。据记者了解，这名“黄牛”的账号中还有张杰合肥场、长沙场，周杰伦呼和浩特场、太原场等多场演唱会的门票待转。
“您的朋友转给您1张电子票，演出时间为***，请及时确认接收”。交易之后，王青很快收到一条来自大麦网的消息提醒，刚刚的“黄牛”已经通过大麦将五月天演唱会的票转赠给她。记者注意到，在大麦的票夹中，标注“转送”的演出票可以一键转送给好友，包括“微信好友、支付宝好友、手机号码”，转送成功后大麦会向被转送用户发送短信提醒。
“大多数演艺门票虽然要求实名制购买，但不完全要求现场核验身份证和人脸，可以采用二维码的方式进行核验，而且很多门票可以被转赠，所以给‘黄牛’留下了倒卖的空间。”一名曾经短暂当过“代抢”的乐迷小文（化名）告诉记者，这两年伴随着演出购票实名制的推行，“黄牛”倒票的形式变得更加隐蔽，主要是三种渠道，一种是可以拿到主办方的预留票、赠票等“内部票”，因为这些内部票基本上都是纸质票，无法做到实名制，落到“黄牛”手里后再加价卖出去。“有的主办方甚至和‘黄牛’合作，牟取不当利益。”
另外一种就是主要靠招募人工代抢，还有一些用抢票机器等外挂程序进行抢票。
据记者调查发现，在淘宝和闲鱼搜索代抢，可以找到多个提供代拍程序设计的商家，有的明显标注“大麦抢票”等关键词，商家称可以为抢购页面设计小程序、定制脚本等，并声称，“团队操作，专业安全，全程保密，可签订保密协议”。一家店铺商家在聊天中透露，抢票神器分为三种类型，网页版、桌面版和手机App，这些工具能破解电商下单协议，绕过图片验证码，自动更换IP地址，伪造设备编号等，通过自动刷新、多线程抢票等方式来提高抢票的成功率。
该店家还表示，现在许多平台防“黄牛”的技术手段升级，他们启用了人工代抢方式。“每个代抢到票的有一定的提成。”小文说，她认识的多个“黄牛”常在朋友圈发广告找“代抢”“代拍”，内容多为“优先大学生，每天花费5-10分钟，每个月可以赚小几千的零花钱”“一个月几十场活动，每次佣金都是几十到几百块”等。在闲鱼和淘宝上，搜“代抢”出现大量“专业人工代抢”商家，还有专门出售所谓“抢票秘笈”，一则标价88元的商品宣传界面上写道“出大麦抢票方法，适用于张杰、薛之谦等多个演唱会”。
“票务代理”or违法“黄牛”？
“‘黄牛’价比票面高了不止一倍。他们用特殊手段抢票高价牟利，把我们消费者的资源都挤占了，一点都不公平。”乐迷周杰（化名）对于“黄牛”的抢票行为很是愤怒。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洪兴（化名）也有同感，“‘黄牛’是违法的，他们剥夺了很多消费者购票的权益，而且“黄牛”卖假票、一票多卖的行为也屡见不鲜，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可是在“黄牛”眼中却不是如此。
“黄牛”也叫票贩子，但多数自称“票务代理”，在他们看来，“黄牛”的存在让更多人不用定时抢票，“给那些买不到票的人提供资源不好吗？”一名“黄牛”认为，他们的存在和代购没有区别，“抢票需要准时准点守着，非常耗费时间，一些人愿意加钱直接找我们买更方便，而且在我们这还能选择座位。”
“黄牛”的行为违法吗？他们究竟是“资源的再分配者”还是“资源的侵占者”？
中国政法大学法商管理系副教授华忆昕表示，“黄牛”行为一般指的是有资源去购买到普通人无法购买到但又不属于管制物品的东西，再以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的行为。
“黄牛”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伪造、变造、倒卖文艺演出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黄牛’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票务市场的正常秩序，致使演唱会、话剧、音乐剧等行业‘一票难求’，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选择权等权利。”华忆昕解释道。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李世家告诉记者，“黄牛”利用市场漏洞和公众的信息差，囤积大量商业或公共服务资源，之后高价倒卖牟利。这不仅破坏了市场秩序，也把那些有需求、守规矩的消费者，挡在了相关资源之外。
“票应该在真正的观众手里流通起来，而不是在‘黄牛’的手中越炒越贵。”在小红看来，“黄牛”的出现是囤积居奇，破坏了抢票的公平性，引起供需关系的不平衡，损害消费者的实际利益。
“黄牛”的出现也让演出者感到很无奈。某乐队鼓手阿安告诉记者，“很多时候我们见不到大部分乐迷，‘黄牛’票经常因为票价太高卖不出去，导致真正的乐迷看不上演出，赚的钱也不归主办方、乐队、场地任何一方，反倒是购票平台和‘黄牛’获利最大。”
规范演出票务市场路在何方？
“就该大力打击这些‘黄牛’”“还得斩断背后的人工、机器代抢产业链”……连日来，“黄牛”惹众怒的同时，如何重拳出击“黄牛”，整治票务市场，营造更加健康的商业演出环境，保障消费者权益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
“应该严格限制进场一人一票一证件”“严格限制主办方，严打‘黄牛’，严格实施实名制”……不少网友公开留言表示。
对此，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白磊表示，治理“黄牛”，需要拿出硬核手段，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大量囤积社会资源等影响恶劣的“黄牛”，应当坚决予以打击，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今年4月至6月，北京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演出票务市场“黄牛”非法倒票的专项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网信、公安、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专班，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提出8项治理措施，并明确了相应责任单位。4月29日和5月13日，在韩红演唱会和任贤齐演唱会开始前夕，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共20人。5月26日有记者从北京警方获悉，针对五月天演唱会，目前已依法打击处理倒票人员29名。
除了依法依规打击，堵住门票销售漏洞，票务平台应该担起怎样的责任？对此，记者以消费者身份采访了某知名票务平台，对于“黄牛”问题，平台客服表示不允许“黄牛”的存在，但提及是否有用户投诉举报渠道时，客服表示“没有投诉渠道”，关于“如何解决‘黄牛’问题”，客服回答“没有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表示，阻断“黄牛”行为需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他建议要让消费者都在统一的官方平台买票，严格落实购票实名制，同时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完善演出票务系统行业规范，平台方加强技术手段控制，按照数字化、法治化、透明化、市场化方向推进演出票务制度改革。
“对于‘黄牛’问题的治理要实现治标且治本，应从票务市场入手，重点规范演艺团队和票务公司。可以参考现行铁路售票的模式。”华忆昕表示，首先对于票务方自留票倒卖问题，需要票务销售进一步限制留票比例，确保80%以上的票务能用于公开销售，并对可售票数量进行信息披露，以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其次要严格落实购票、验票实名制，实现一人一票一证。票务平台应推行验票环节的实名制，确保人与票的对应，由此限制二手市场的票务转让，缩小“黄牛”抢购后高价倒卖的空间。
对于“黄牛”是否可以推行黑名单制度？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天水建议，对三次以上倒票被发现者实行黑名单制度，在票务售卖场所人脸识别出上黑名单的人后，应实施现场查验，若发现其在倒票，可在特定时间段内禁止或限制其进入特定场所；对退票行为建立信用监督制度，对于多次无故退票的账号，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线上预约，要求其线下购票。“对票务主办方、售票平台的出票数量与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关系进行监管，杜绝出票方与‘黄牛’间的内外勾结。”
打击“黄牛”的同时，如何保障消费者正当的退改权益呢？华忆昕建议可采用“限制转让+阶梯式有损退票”的模式，可参考铁路以及部分国际赛事票务退票的方式，允许消费者有损退票，并可依据退票时间阶梯式收取退票费用。赵天水表示，要保障消费者的退改票和候补购买权，有消费者退票时，应允许其他消费者按照购票时间依次递补。
“希望大家都能见到想见的人”——“五迷”朋友的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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